何长工(1900-1987)，湖南华容人。他是第一面军旗的设计者，井冈山会师的牵线人、第一所红军大学的创始人、校长兼政委，第一所荣军教导院的创始人、院长。解放后，历任重工业部代部长、地质部副部长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顾委常委。
公私分明 以德报怨
革命年代，何长工的结发妻子孟淑亚、年幼的儿子何光球、何光星在老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，他们本有两次机会逃离敌人魔掌，却都遗憾地错过了。
30年代初，何长工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，携带地方党组织上交的经费，参加在上海召开的苏区红军代表大会。因农村土秤有误差，实际黄金数量比账目黄金多出了一部分。
党组织建议，可以考虑用多出来的部分钱，把他的家人接到上海来，妻子学纺织，两个孩子送到莫斯科去培养。何长工婉言谢绝了，说妻儿是湖南人，不懂上海话，上海是白区，容易暴露。而且，这些经费都是公款，不能用于私事。
1983年11月26日在湖南省华容县南山乡，单继友(左一)陪同何长工(右二)为孟淑亚烈士(何长工前妻)及两个儿子何光星、何光球扫墓。
几个月后，何长工率领军队攻打长沙，敌人对他恨之入骨，同志们又一次建议他：用一点缴获来的钱，把妻小从老家接过来吧。何长工又以同样的理由再次拒绝了。不料，两次拒绝，便成了终生遗憾。
晚年回忆起早逝的妻儿，何长工对晚辈们说：我们的党和人民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，岂止我何长工一家!
当后来查出，杀害何长工妻儿的反动派的儿子在内蒙古工作时，何长工对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讲：我们能搞那种个人的冤怨相报吗?他老子反动，是老子的事，他父亲杀我妻儿时他才两岁，(他)没有责任，应当允许人家走出家庭干革命。
简单生活 质朴人情
新中国成立后，何长工担任的职务不低，但他对家中晚辈一再叮嘱：勤俭节约，不能搞特殊化，不能有优越感，要听政府的安排。
何长工自己也是这么做的。他对吃穿基本没什么要求，衬衣领子被汗咬破了，藤椅坐穿了，都是修修补补再用。生活中也时常保持着平常心，不搞特殊化。
1976年10月，何长工与秘书单继友在办公室。
改革开放伊始，和普通老百姓一样，何长工和侄孙何贤常一起去公共澡堂洗澡。两人随身带好10元钱，坐公共汽车去;洗好澡以后再吃顿饺子，10元钱刚好用完，爷孙两人就步行回家。路上遇到田里工作的农民，何长工会停下来，和他们聊聊天，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官。
这样的平常心，还体现对家人的工作安排上。何长工从不认为“大树底下好乘凉”，就连和他感情颇深的侄孙何贤，也是自己踏踏实实在农村种了八年地，后来到农机站搞修理，工作以后自培，考了湘潭大学本科，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出农村，进城参加工作。
家里的人如果是为公事找他，他肯帮忙;要读书的人来找他，他都接待;安排工作的话，合理的就想办法解决，安排职务的就不行。
初心不忘 世代相传
从农村娃到国家领导人，何长工一直没有失掉本分，始终不忘为老百姓打天下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。这既体现在他鞠躬尽瘁的工作奉献中，也融入到生活的点滴小事中。
他不仅对遥远的井冈山老百姓满怀深情，附近的邻居哪家有困难、有病人，需要用车时，何长工也叮嘱工作人员要尽力帮忙。
何长工与家人合影
何长工的女儿何光瑞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：一天，何家异乎寻常地人来人往，警卫员、秘书络绎不绝，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家里人谁也摸不清头脑。晚饭的时候，何长工说：“告诉你们一件小事，咱家的邻居，今天提出个请求。”
原来，邻居的屋子热得透不过气，想在共用的院墙上开个窗户。但是，工作人员出于各种考虑，一致否决了这个方案。家里人也和工作人员站在了一边，认为这不安全。何长工一脸惊讶地说：“人家只不过要求开个窗户通通风，有什么了不得的呀!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摇着头，独自缓缓走到院子里散步去了。
过了几天，工作单位的保卫部长来了，军委警卫局的负责人也来了，不但仔细勘察周围的环境，还由派出所公安人员陪同，到邻居家做了调查。他们在书房里商量时，何光瑞听见一个坚定的声音传了出来：“就给人家送点凉风嘛！……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的安全，可是不也已经做了调查研究了吗，难道我们当了官了，就害怕人民群众了吗？害怕人民群众的人，绝当不了人民的好官！”
几天后，邻居家院墙上的青砖被拆了去，安上了一扇新窗，大大地打开，只是窗口开得巧妙，彼此谁也望不到谁。何长工显得比邻居还高兴，特意到那家坐了一会儿，感受穿堂风沁人心牌的凉爽。
街道居委会的大妈大婶来了，老老少少挤在一起，大家兴高采烈地聊着家常，亲热得就像一家人。多年以后，“连心窗”事件还深深铭刻在他女儿的记忆里，一起留下的，还有何长工不忘百姓的深情。
编辑：单铃铃
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